近年来，每逢岁末年终总会有两个话题引发国人关注，一是雾霾，二是气候变化。前者是秋冬季节里人们的耳濡目染与肺腑之感，而后者则源于媒体的报道，与每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方激烈的博弈有关。表面看，二者的相遇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深究下去，却发现彼此间联系紧密，呈现出正相关。
历史地梳理，有些国家对以上二者的关注有先后之分。比如欧美抑或日韩，一个多世纪以来直至二三十年以前，均曾受困于大气污染。比如在英国，发生在60多年前的伦敦烟雾事件令一万二千多人罹难；60多年前在日本，北九州立城山小学校因空气污染被迫搬迁；30多年前的洛杉矶对能否在奥运会期间把PM10（那时尚无PM2.5的监测）控制在100μg /m³以下而烦恼。时过境迁，西方诸国空气污染之痛已载入史册，取而代之的是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令世人瞩目。然而在超常态发展的背后是西方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环境挑战在在我们面前的叠加与复合，于是雾霾与气候变化不期而遇了。
若将今日的情形与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的空气、水环境质量数据横向比较，中国的污染问题确实突兀，这引发网民的吐槽也就不足为奇。然而，翻开世界环境史，中国当下的关键环境质量数据要明显好于历史上同等发展阶段的西方国家的表现，不仅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提前十多年实现拐点，更未出现类似“八大公害事件”那样的环境灾难。应该说这与我们吸取了他人的教训有关，更得益于国家“超前”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大气污染因其显性特征更易被社会关注。而多个研究报告指出，去年入冬以来京津冀地区之所以出现4次严重的雾霾过程，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容量的下降不可忽视。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首席专家周兵就曾指出，小风日数增加、湿度偏高等使京津冀大部分地区的大气环境容量较近10年同期偏低60%以上。而要应对气候变化，就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倡煤炭的清洁化利用，调整过于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的浪费等等，而以上措施的实施，对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和改善空气质量能发挥重要的协同作用。由此看来，雾霾与气候变化这两个热点环境话题密切相关，减缓气候变化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而前者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社会各行各业时时、事事、人人的参与。
今年12月1日，英国《卫报》发表了霍金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指出：眼下正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目前的技术足以破坏我们居住的星球，但我们还不具备逃离这颗星球的能力。或许一两百年后，我们将在星际建立人类殖民地。但此时此刻，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携起手来，保护地球。
习总书记曾一语道破生态环境保护的精义，“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的，我们眼下还不能实现星际穿越，但我们也不需要将自己置身于外的抱怨。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每个人能为环境改善做些什么。全民的绿色觉醒重要，全民的自觉行动更有意义，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自我救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重温习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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